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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功成:為國家發展與百姓生計做學問
信息來源:群言 時間:2022-03-09 14:47:54 瀏覽量:207

  按語:多年來,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民盟中央副主席鄭功成在社會保障及與民生相關領域深耕細耘,先后出版40多種著作,發表500多篇理論與學術文章,創設多個全國性與國際性學術平臺,數十篇研究報告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要批示……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保障理論體系與民生保障制度發展進步,更為國家發展與百姓生計作出了重要貢獻。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研究的是“窮人的學問”,也是社會公平的學問。近日,《群言》有幸采訪到了鄭功成教授,傾聽他對于我國社會保障、共同富裕及慈善事業發展的真知灼見。新聞中心將訪談全文轉發于此,與讀者分享。


  記:鄭教授,您在社會保障領域達到了很高的學術水平,最初您選擇進入這個領域,懷抱著怎樣的初心?

  鄭:我進入社會保障領域是自然選擇的過程。1985年,我從武漢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后留校任教,這一年武漢大學等四校在全國率先創辦了商業保險新專業,我算是國內最早的保險專業教師之一,連教材都要靠自己編寫。在研究商業保險的過程中,很自然地涉及社會保障問題,隨著調研的深入,我發現經濟改革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到城鎮職工的養老金、醫療保障、貧困救濟等切身利益,傳統的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走向了崩潰,五保供養制度也出現了嚴重問題,人民群眾在生活不斷改善的同時也出現了不確定的生活風險急劇上升的現象,進而影響到社會安定。我從中感受到社會保障改革與民生保障制度建設對國家發展與百姓生計的重要性,便將研究重點轉向社會保障及與民生相關的領域。我算是改革開放后國內社會保障專業最早的研究者之一,迄今已是30多年過去了。因為富人更需要商業保險,窮人則離不開社會保障,所以有人說我是從研究“富人”的學問轉向研究“窮人”的學問。我的初心就是為國家發展與百姓生計做學問,關注民生是我治學的邏輯起點,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發展民生并最終建成福利中國則是我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

  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保障領域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您認為現在還存在哪些主要問題?

  鄭: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關系到所有人從生到死的全過程福祉,并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全面、深刻的影響,因此被稱為關乎國運、造福當世、惠及子孫的重大制度安排。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更是現代化國家的標配,因此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保障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需要,在艱辛探索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迄今已經實現了從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板塊結構、封閉運行的制度體系向政府主導、責任分擔、社會化、多層次化的新型制度體系的轉型,初步建成了由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軍人保障、醫療保障等法定保障系統和慈善事業、互助保障、機構或職業福利及與之相關的商業保險等補充保障系統組成的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更是呈現全面快速發展態勢,已經成為全體人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的基本途徑與制度保障。

  肯定社會保障發展成就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體系已經成熟,事實上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并面臨諸多挑戰,離國家現代化和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要求還有著不小的距離。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一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系統性、協同性不足,導致結構失衡;二是社會保障制度的統一性與規范性不足,導致制度性缺陷日益顯性化;三是注重數量增長、忽視質量提升的發展取向,造成了社會保險參保質量普遍不高;四是社會保障物質基礎薄弱,致使再分配作用發揮有限;五是參數調節呆滯,政策僵化現象明顯,致使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性不足;六是社會保障領域法制建設滯后,法治化水平與經辦服務能力低,導致制度實踐效果受損。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表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質量還不高。

  同時,社會保障制度體系還面臨如下挑戰:一是人口老齡化與少子高齡化趨勢具有不可逆轉性;二是人口高流動性與人戶分離現象常態化;三是數字經濟催生各種新業態,就業方式更加多樣化;四是低收入群體規模依然龐大,構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五是社會保障需求呈現多元化,福利剛性發展與財力增速減緩的矛盾開始顯現;六是深化改革必然觸及現有利益格局,導致社會風險增大。因此,我國社會保障深化改革的任務還特別繁重,需要以更大的政治魄力、更智慧的改革方案和更精準的政策措施來應對。

  記:對于這些現存問題,您有什么樣的解決思路?

  鄭:這些問題是在長期漸進改革中形成的。改革開放后,我國既不可能延續原來的老路,也不能照搬國外的做法,而是采取自下而上試點探索的做法逐步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社會保障體系,這一過程自然很難統籌兼顧。加上工業化、城市化的全面快速發展以及人口老齡化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深刻影響,各種新的挑戰為建構合理制度安排增添了復雜性與困難性。要解決現存問題,須堅決摒棄福利污名化,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必須明確目標導向。即圍繞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既定目標,將社會保障作為關鍵性制度安排進行定位,賦予其實現全民共享國家發展成果并促進社會公正和縮小收入差距的強大功能,據此明確設定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之比,以及通過社會保障將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降低到合理區間的指標。二是必須有科學的頂層設計。我國需要的是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這是一個關乎解除人民養老、疾病、貧困、失業、工傷等后顧之憂和滿足人民對各種福利及相關服務需求的龐大制度體系,它應當是一個能夠系統集成、協同高效運行的有機體。因此,必須堅持統籌規劃、協同推進,即精密地規劃不同保障系統與項目的功能定位及其相互配合機制,再積極穩妥地推進。三是必須促進制度統一。只有統一的制度安排,才能真正給人民以公平的福利待遇。盡管我國因地區發展不平衡,很難在短期內實現全國高度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但基本的保障制度如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社會救助等應當盡快走向全國統一,其他福利制度的統一也需要有時間表與路線圖,而不能放任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權益差異,避免福利成為固化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差距的因素。四是必須明晰責任分擔機制。福利增長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也是政府的當然責任,但如果將之視為政府包辦,則斷不可持續。福利增長的前提是福利責任要合理分擔,它至少包括政府、用人單位、社會力量、個人及家庭等各主體之間的責任分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責任分擔,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責任分擔。唯有如此,才能在盡可能大的范圍內實現互助共濟,使整個社會保障制度行穩致遠。五是必須與時俱進地優化現行制度安排。如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下,勞動關系在淡化,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財富創造與分配的格局也已今非昔比,如果社會保障仍然簡單地延續過去的做法,必定無法適應新時代的發展需求。我們需要創新理念、重塑政策體系、重建服務機制等。

  記:“十四五”規劃提出“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對于面向2035年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您有什么樣的預期?

  鄭:我國設定的2035年發展目標是基本實現現代化,扎實推動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同時還將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作為既定目標,這就要求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系必須盡快走向成熟、定型并真正肩負起促進共同富裕的重大責任與使命。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社會保障制度的健全程度與社會平等程度具有正相關的關系,愈是社會保障水平高的國家,愈接近共同富裕,這表明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社會保障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根本制度安排。我國處于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繼續做大財富蛋糕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條件,但如果不能分配好蛋糕,則無法縮小收入差距,更遑論共同富裕。因此,必須在加快優化現行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和增強互助共濟功能的條件下,持續壯大其物質基礎、強化其再分配力度,讓全體人民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合理共享更多發展成果。而要達到這樣的目標,需要真正構建起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具體而言,就是政府負責或主導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全體人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伴隨經濟社會發展而水漲船高,不斷夯實人民美好生活的基座;市場主導的補充保障措施能夠滿足人民群眾多樣性、個性化的需求,并使生活質量得到更大提升;社會力量參與或主導的慈善公益事業能夠彌補社會公共服務的不足,為各項社會福利及相關服務的發展提供有力支撐。總之,就是要在政府主導下,充分調動各方力量,全面建成成熟的、完備的、公正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將是推動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主要標志。

  記:如您所說,促進共同富裕已經成為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重要議題。對于如何分好蛋糕,您有什么樣的思考?

  鄭:盡管分好蛋糕必須在初次分配、再分配與第三次分配環節同時發力,但最為關鍵的還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及作用發揮得是否到位。是否切實解除了全體人民生活的后顧之憂,是否能夠通過社會保障制度促使人民的生活質量得到普遍提升,是兩個最為重要的評價指標。落實到數據上,就是我設想的未來社會保障的三組指標:一是到2035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能夠從現在的約13%提高到目前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即20%以上,到本世紀中葉能夠達到福利國家現有水平即25%以上,這意味著每年生產的國民財富中有1/5—1/4可以通過各項社會保障制度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二是財政性社會保障支出占公共財政支出之比能夠從目前的30%多提高到2035年的40%以上,繼而在本世紀中葉達到50%以上,這應當成為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與共享理念的標志;三是基尼系數能夠從目前0.46—0.47的高位下降到2035年的0.4以內,到本世紀中葉降至0.3左右,使我國成為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之一,換言之,社會保障制度不僅能夠切實解除全體人民生活的后顧之憂,而且對調節收入差距的貢獻率要達到40%以上。

  記:對于如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您有什么思路?

  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是社會穩步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但家底并不雄厚,中低收入群體依然龐大,社會結構屬于金字塔型。我理想中的共同富裕社會應當是扁平型結構,從金字塔型走向扁平型,必然要經歷橄欖型社會發展階段。因此,盡快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勢在必行。

  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社會財富快速積累的大背景下,導致我國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偏小、不穩定性偏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總體而言,主要有四個原因:一是低端產業就業群體占比偏大與高素質勞動者占比偏小,直接制約著中等收入群體的擴大;二是收入分配長期存在失衡現象,勞動者報酬總體偏低,創造性勞動與復雜勞動尚未得到充分認可,稅收制度亦缺乏正向激勵功能;三是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且欠公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還有很大差距,包括重特大疾病等在內的生活風險纏住了一部分人邁向中等收入群體的腳步;四是過高的房價與戶籍壁壘消解了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一套住宅足以壓垮一個中產之家,為教育、醫療等付出的代價也會直接影響中等收入者的生活質量。因此,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通過提高勞動報酬和減輕稅負,促使越來越多的低收入者進入中等收入群體,通過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切實解決居民生活脆弱性問題并增加其收益,通過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促使社會財富分配格局更加合理,概括言之,就是提低、穩中、調高。

  記:慈善作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具有調節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作用,但目前我國慈善事業發展相對滯后。您認為應如何推動我國慈善事業步入現代化發展軌道?

  鄭:中央將第三次分配納入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安排,表明對慈善事業的高度重視。其實,慈善事業的社會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因為慈善對社會財富分配格局的調節作用十分有限,但它弘揚了樂善好施、互助友愛的優良傳統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夠改善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團結,還能夠彌補政府財力之不足、增強再分配機制的效應、放大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應當得到大的發展。

  為更有效地發揮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我認為應當明確以下取向:首先,大力發展慈善組織,使第三次分配具有高效的運行機制與發達的組織載體。目前我國官方認定的慈善組織不到10000家,數量明顯不足,質量也不高,這種局面亟待改變。為支持慈善組織大發展,應當進一步改善政慈關系,高度重視社區型慈善組織的培育,支持樞紐型慈善組織發揮帶頭作用,最終形成覆蓋全國城鄉的慈善組織網絡,這是促進慈善事業大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更加有效地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的重要條件。其次,將激勵個人捐獻擺到突出位置,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嚴格意義上講,第三次分配應集中體現社會成員的互助友愛,關鍵是要著力打造正向激勵個人捐贈的政策體系。如取消個人慈善捐贈的免稅限額,將慈善領域的志愿服務納入社會公共服務范疇并加以計量,褒獎長期參與公益慈善事業的先進個人并給予應有的社會地位,適時出臺遺產稅、贈與稅等新稅種,這將有利于形成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政策與社會環境,進而促使慈善事業全面發展,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也會得到越來越充分的發揮。再次,加強法定社會保障制度與慈善事業的有機銜接。如網絡平臺提供的大病求助渠道構成了減輕乃至化解貧困求助者災難性醫療支出負擔的有效補充,疫情防控中慈善組織的參與能夠確保救助對象獲得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務,但目前社會保障與慈善事業尚未有機聯動。在社會福利事業發展中,慈善組織具有顯著優勢,如果能夠在組織建設、資源配置等方面采取得力措施,不僅能夠放大社會福利政策的效應,而且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個性化福利訴求?梢,我國需要將慈善事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并加以建設,以全面釋放其潛力與活力。最后且并非不重要的是,必須建立對行善者的社會褒獎與激勵機制,讓奉獻者享有應有的社會尊重,這樣才能營造出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的社會氛圍并使之成為時尚。一些讓行善者寒心或者受盡委屈的現象再也不能重演了。我相信,通過上述措施,必定能夠促使慈善事業大發展,第三次分配的作用能夠得到充分發揮,進而為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出獨特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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